路长修远,上下求索

图书:上海戏剧 | 作者: | 更新:2019-03-04 00:00:00 | 人气:0

曹洁舞

11月14、15日,绍兴小百花精心打造的新编越剧《屈原》作为第十七届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参演剧目亮相上海大剧院。

这部戏不仅敢于挑战郭沫若编剧、陈鲤庭导演、金山主演的经典话剧和尹桂芳、戚雅仙、徐天红联袂合作的越剧《屈原》,且一反传统越剧的才子佳人路与新编越剧的青春偶像风,转而寻求史诗般的厚重质感与磅礴气象,意图彰显时代精神与越剧的阳刚之美。

在剧本方面,编剧没有采取越剧惯用的以生旦戏为线索的侧面描写,而是不吝笔墨地对屈原的治国才干与爱国之情进行了正面渲染。对靳尚嗤之以鼻、对楚王赤胆忠心、与张仪争锋相对、对宋玉爱护有加,这样“纯粹”的男人戏在越剧中可算得首开先河。与之相对,导演也尽力营造出金戈铁马、开阖大气的舞美效果,譬如序幕里,背景是滔滔江水,给人以水天相接的辽远感,舞台两边丛丛芦苇飘摇,屈原峨冠博带、宽袍广袖,身着黑白两色,面色庄严凝重,登上舞台,长叹一声,旋即从舞台深处踏着大地色陶土质感的台阶一步一步缓缓走下舞台中央。随着苍茫清冷的乐音,屈原与靳尚展开了一番“清浊论”,靳尚与渔夫告诫屈原“水至清则无鱼”,而屈原仍坚定地说“扫荡世上浑浊之气,屈原不屑于浊者同行”。音乐气势陡起,伴随静穆幽深的女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拂袖而去。可以说一开场就定下了全剧恢弘、悲壮的基调,也暗示了这是一部有关人性的政治戏,无关风月。当飘逸如仙的屈原出现在舞台顶点,然后一步一步走下神坛,展示他不容于世的清高孤傲后,命运之剑悄然高悬。他转身蹈向他必败的宿命,而那同时也是他荣耀的圣殿,从此他将成为悲剧英雄,成为楚国人民心中的普罗米修斯,他精神的火种将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延绵不息。除了序幕之外,“国殇”、“投江”等篇章亦是综合利用了舞美、灯光、音乐、空间调度、演员全方位的唱念做打等将“诗化”尤其是“史诗化”风格推到极致。

对于这样恢弘的史诗风格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在现在的越剧院团里很难想到比绍兴小百花更适合的了。文武兼备、扎根基层的她们除了越剧擅长的清丽、儒雅之外,尤其具有拼劲与韧性以及阳刚之美。“二度梅”得主吴凤花以其英气逼人又温文儒雅的独特气质成为这位既崇勇尚武又笔墨风流的爱国诗人的不二人选。她在范派的质朴中加入少许徐派的激昂,又熔老生的苍劲于一炉,将屈原的耿直、深情、悲恸表达得淋漓尽致。无论是“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这样突破越剧句式的楚辞原文,还是大段挑战台词功力、深具现代气息的“天问”,她的念唱,转换自如,时而低回哀伤,时而铿锵高亢,情感真挚,直指人心。

尽管有编导演的强大阵容,但这部剧还是有给人“少了点什么”的感觉。我想它太多强调了人性和时代性,缺少的恰恰是深入挖掘屈原这个人和战国这段历史的独特性。当缺少了这种独特性,人物就会流于肤浅,主题也会显得空洞。不扎根于“这一个”的普世人性将沦为面目模糊的另一种脸谱化,不深植于“这一段”的历史新解亦容易造成历史与虚构情节的生硬拼凑,难以自洽。情节上的互相抵牾与人物性格的模糊不清,使得本剧难以构建起丰富翔实,生动可感的细节,过多依靠大场面与声光电进行气氛渲染,演员肢体语汇略显贫乏,仅有的动作设计也多在强调“造型感”。同时,观众对剧情、人物的理解与共情也深受影响。举例而言,南后刚出场时力挺屈原美政,意欲振兴楚国,显得正直、睿智,极具政治头脑,她对屈原“才高志大,两袖清风,纤尘不染”赞不绝口,对靳尚和子椒反唇相讥,对“商于六百里地”的诱惑嗤之以鼻,然而,仅仅因为靳尚提到其子子兰在秦国求学,她立即倒戈相向,冷眼旁观楚王掉入“商于六百里地”的陷阱,楚王发兵伐秦以卵击石时她彻底缺席,甚至在楚军大败、楚王被俘、国将不国之时她欲暗杀屈原。试问,精明睿智的她岂不知子兰的安危前程与楚国的盛衰息息相关,岂不知她的一连串作为都在加速楚国的灭亡,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屈原更能体现出编剧的矛盾之情。一方面,编剧借靳尚、子椒、南后、楚王、张仪、渔夫、宋玉之口,不断告诉我们屈原的性格才是他悲剧的本源,他的清高孤傲,目下无尘,他的“不成熟,欠练达”,他的书生意气不谙世事,都注定了他的政治理想只能是一纸空谈。秉持完美主义、“不屑于浊者同行”的他在现实世界必然是举步维艰,甚至可以说他对他人、对世界的要求与期望是荒谬和可笑的,迟早会被现实狠狠上一课。而南后,尤其是楚王为他力排众议,也心力交瘁,可谓仁至义尽。但另一方面,屈原的赤胆与纯心又被大力讴歌,其他人作为反面,或嫉妒或贪婪或无耻都被无情地揭露与鞭挞。尽管主创竭力渲染屈原的正直、忠心、奉献等优秀品质,试图唤起观众的共情,可惜屈原的性格使得效果大打折扣。例如,屈原死谏楚王发兵伐秦固然忠心可鉴,然而在楚王盛怒、六军待发的当口,他披麻戴孝闯入大营,口口声声要为楚军吊丧,要将君王唤醒,这样的做法显然使楚王极为难堪,是有欠考虑的。而当他此时再怒斥靳尚“国难当头不劝阻”、表白自己“宁将己命换他命”的时候,观众并不是这么容易与他统一战线,可以说,一定程度上,他的清高自负、他政治智慧与情商的欠缺也是肇事者之一。很遗憾主创并没有在展现人性复杂面的同时注重其合理性,更没有进行理性的思辨与深入探讨,而是以变幻莫测的价值观让观众无法适从。

《屈原》对越剧题材与审美品格的突破尽管值得肯定,但它的自身仍然有很多待完善的地方。希望绍兴小百花能秉承屈原的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精益求精,不断进取,打磨出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