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方一念

图书:上海戏剧 | 作者: | 更新:2019-03-04 00:00:00 | 人气:0

郭慧中

在看过香港爱丽丝剧场实验室的舞台剧《十方一念》之后,有那么几天,我都处在消化不良的状态里。进小剧场看戏,会有饮宴的错觉,演员尖叫、哭泣、笑,面容的肌理,观众看得清晰,如同大家围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小剧场的这种距离,带来了亲昵与信任,让人相信,能够聚到一起吃一餐饭是要有缘分的。正因如此,人们渴望参与其中,或者成功地介入,或者,有点失败,比如我。

消化不良,大概是因为我一直试图去理解《十方一念》。看戏那天,凑巧坐在正对舞台偏右的位置,因而每当我想看看舞台最左侧的动静时,总会先看到一大堆观众的反应。再加上《十方一念》真的够特别,一声尖叫开场之后,继而长久的无声,我凭借自己大脑感知时间的流逝,那段没有说话的表演——大概十几分钟总是有的,当然如果诚实地谈感觉,我觉得那段没有台词的默剧起码有半小时,旁边有观众细细声问:“这个剧是没有台词的吗?”说起看戏,窃以为,观众也是有认为很好看的。最后半小时,女演员不断拔高声线,观众们那些抬起手捂耳朵的动作,也很有戏的味道。不能理解好《十方一念》,怪我走神太多。

可是在偷看观众的过程中,我想,陈恒辉导演和八位演员,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们表现残酷剧场的一个诉求。阿尔托提出的残酷剧场理论,用简单一点儿的话说,即是通过带给观众感官刺激、感官震动,令观众去思考人性,感受非理性的存在。《十方一念》是一场很猛烈的戏,“猛烈”是“瘟疫”的一味。1933年,正是安托南·阿尔托将剧场与瘟疫连接在一起了。据说这位阿尔托先生还是第一位主张在剧场四角放置音箱的人。残酷剧场成功与否与观众的反应是有些关系的。

《十方一念》主要以四位文艺大师张爱玲、萨尔瓦多·达利、理查德·瓦格纳、安托南·阿尔托的生平和作品为创作蓝本,投射出了创作者极强的表现欲望,这四位可都是传记作者的宠儿,从他们每个人生命中剪出一个片段,便足够撑起一次演出、一场电影,乃至一本书。到了《十方一念》里,他们倒成为了配角。爱丽丝剧场实验室上一次来上海的时候,演的是《卡夫卡的七个箱子》,一个人物,一个核心事件。与之相比,《十方一念》显得有些过于丰盛。五年前的一次采访中,导演陈恒辉已经说过,“我自己是一个有很强诠释欲望的人”,他会把张爱玲、瓦格纳、达利、阿尔托“请到”一张台子上吃饭,并不是一件太令人意外的事。不过,既然请了,就得交出让一个四人同席的好理由,以便安顿众生的疑窦。

两小时四十分钟的演出中,张爱玲算是来去匆匆的一位。《十方一念》中的张爱玲有少女的韵致,动作和语言中流露出天真与任性,配合了残酷剧场的理论,女演员激动、热烈,锋利得像最硬的铅笔,同时也表现柔软、哀恸,如同漂浮在空中的手绢。《十方一念》共有四位女演员,在张爱玲的桥段中,她们都在舞台上,她们有可能是顾曼桢、曹七巧、葛薇龙,她们也可能是碎片化的张爱玲,共同拼凑出了一个囿于“我执”的作家、创作者。只是胡兰成的出场恐怕暗藏陷阱,演出既不点名胡兰成其人,又确实讲的是此二人第一次见面的过往,有些只好作家作品、不知作家生平的人容易产生困扰;且不说张爱玲与胡兰成这一段往事已被传扬得缺少诗性,胡兰成将张爱玲比作基督也堪称“误读史”上的典范了。在质疑胡兰成的必要性之后,忍不住还想质疑张爱玲的必要性,对于观众来讲,张爱玲和瓦格纳联袂固然有鲜味,但是这种一闪而过的刺激,还不能成就她与他、与他们相会的真正动力。

在观看的当下,张爱玲从出场到隐退,都只让我觉得,风大雨大,她来,也只是为瓦格纳的出场充当一个升降台。瓦格纳是漫长的,他反复出现,凭借自己,凭借路德维希二世、科西玛乃至后来的纳粹士兵。瓦格纳和阿尔托有一种契合,勋伯格说:“如果说贝多芬垄断了19世纪上半叶的音乐的话,那么笼罩了其下半叶的音乐的那个人就是瓦格纳”。和这位德意志巨人一样,苏珊·桑塔格直言,“欧美近代所有严肃剧场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阿尔托之前和‘阿尔托之后”。瓦格纳和阿尔托同样是“艺术家即英雄”的实例。《十方一念》中的他们,却更接近于失控的状态,这种理性的缺席与其说是颠覆人们对艺术家的神性崇拜,毋宁说是在展现艺术家身上更为丰沛的可能。《十方一念》的反叛,不是通过讲空泛的台词,而是凝固在八位演员的动作、情绪之中。《十方一念》是一场会让人疼的戏,她包藏了太多撕扯的动作,这个撕扯具象到演员的声带,抽象到人的想像、思维。如果把人的思维想成一个实体,《十方一念》做得可能就是尽量地拉伸、撕扯这个实体的长度、广度。而我还被撕扯得不够,所以不能明白在呈现达利的部分演员们自创语言的用意,当字幕条上打出“以下台词是演员自创语言”时,我的大脑在啪嗒一声开关声中,陷入了黑暗。

幸好,在演出之外,我看到导演陈恒辉说得八个字,“多向诠释,大家解读”。《十方一念》充满缺口,那也是欢迎进入的大门。细想《十方一念》,它给我最大的惊喜大概是导演能够在拼拼贴贴之后,拿出一个浑圆的想法——“也许一切只是我脑中的一个念头,又或者,我也并不存在”,“十方一念”和张爱玲、瓦格纳、达利、阿尔托,在故事的终点或者说开始处,欣然地接榫到了一起。

“十方一念”是句佛谒。让我想起2002年的《无间道》,从“无间道”到“十方一念”,也包括作家莫言用过的“生死疲劳”,它们都有一个相似的起点,这个起点也可能成为一眼泉源。香港于我,最迷人的点还在于粤语,有如昨日之歌的方言赋予了表演辽阔的氛围,给人狭窄的心,打开了一个大的宇宙。粤语有句俚语,“食得咸鱼抵得渴”,这话既适用于《十方一念》的创造者,也可以说给处在《十方一念》另一端的观看者。

一个实验性的作品难免会区别于大众审美,最爱鬼才导演寺山修司的陈恒辉想必明白这个道理。有人说,戏剧到现在两千五年的历史,也可说是讨论什么是戏剧的历史。选择实验是需要勇气的。剧本与创意只有在演出时才能真正完成,选择成为《十方一念》的观众,也便是选择了让自己大开脑洞,见证一场实验,在未来的日子,实验中的元素可能还会绵延,回味很多。正如戏中所言:“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开天辟地” 。《十方一念》在这里结束,持续的回味留了下来……